關於公共醫療保險的暑期實踐報告
關於公共醫療保險的暑期實踐報告
提到農村的公共醫療保險，筆者馬上想到了０３年那場席捲中國大地至今仍陽人心有餘悸的「非典」。當時筆者所在的村子和周圍的村莊的村民自發組織起了巡邏隊，在村口派差，嚴禁外來人員的流動，該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筆者就想，什麽時候農村的公共醫療保險隻有真正落實到了農民的利益，什麽時候農村公共醫療保險才會真正為農民服務。
在筆者的村子和周圍的村子裏，農村公共醫療體製改革在三四年前就已開始，改革即把原先的赤腳醫生或村衛生室合並成一個大的醫療點，「原則上一村一室，堅決杜絕一村多室的現象。對鄉鎮衛生院所在的村、一個自然村劃分成兩個及以上行政村且其中一個行政村有衛生室的、一個自然村劃分成兩個及以上行政村，或與鄉鎮衛生院距離在1公裏以內的村不設定衛生室。」「對暫時不願納入一體化管理的村衛生室和鄉村醫生，必須納入區域衛生規劃，村衛生室應當符合衛生室定點要求，鄉村醫生必須具有相應資格，並接受衛生行政部門和鄉鎮衛生院的管理和監督。」但問題隨之而來，首先村衛生室的設定是否符合當地的區域衛生規劃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改革後，新的衛生所一般設在較大的村子裏，這就給其他村中的村名帶來了不便，尤其是遇到突發情況，就凸現了新的體製的不方便之處。改革後的上班似的工作方式也使很多鄉村醫生感到不適應，此為其一；
其二，「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和《醫療機構基本標準》等有關規定，不得未經批準隨意變更執業場所。作為鄉村醫生，隻能在批準的執業地點進行醫療服務，不得在自己家中或病人家中進行輸液，即所謂的『炕頭行醫』，即便是無償服務，也不得違反規定。」這是在６０、７０年代鄉村醫生成為農村醫療衛生核心後，對原有的醫療體製的很大的沖擊，原有的體製下，醫生和村民由於同村的關系而具備天然的關系，改革後，這種關系被打破，雖然原有的體製的缺點很多，但改革後農民普遍不適應也突出了新醫療改革的難處；
其三，隨著農村經濟和交通條件的發展，加之個別村子中空抬葯價、售賣假葯的現象嚴重，很多農民開始進程採購日常用品和辦理入住院業務，從而繞開了農村公共醫療這一環節。
這三點之間的相互作用就導致了村衛生室分分合合現象，從而也使農村醫療保險改革的路子顯得更加曲折。
關於農村的醫療保險事業，有的地方實行了村辦醫療收費製度，即民眾集體辦衛生所，集體投資，獨立核算，保本經營。在筆者看來，這屬於在農村醫療保險改革中實現集體化的路子，筆者不是不贊成這條路子，隻是表達一下個人的憂慮，筆者認為，集體投資似的醫療保險實施起來的難度較大，受農村經濟能力和思想觀念的影響，吃葯打針很是屬於個人的事情，在現有的條件下很難說服農民實行這種集體化的醫療保險方式，當然，在經濟條件好、觀念更新快的地區這種可能性會大一點。
農村與城市——農村化城市與城市化農村——吞噬與反吞噬的鏈條
關於城市化，相信誰都不可否認它無窮的力量，在農村，城市化的痕跡隨著這幾年的發展越來越明顯：以白飄村為例，村內的各條道路都已經硬化，村內也安上了路燈，此周圍都出示林立的鑽井台和發電廠，從反面來講，白飄村中的樹木幾乎都已經被砍伐，雖然這不是城市化道路必須走的道路，但是卻早已經成了城市化的一個負面的標志。
中國未來的農村將怎麽樣？這可能是最令人擔心的問題，因為農村是中國最薄弱的環節，農村在未來５０年、１００年的發展走向直接製約著中國的發展。筆者覺得建設農村化城市倒不失是一個好的捷徑，雖然它與城市化農村隻是詞語順序上的顛倒和組合，但是在城市化的本質上卻有著天壤的區別。兩院院士周幹峙在一篇著作中分析指出，「目前市域範圍內的農民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城市建設中已包進建成區的城中村；二是在市域範圍內的鄉村。這兩種都是城市化最貼近轉化的部分。在全國660多個城市中，城中村大約佔城市人口的10%左右，在市域內的農民約3億左右。對這部分本來在城市門口的人，如果在規劃發展時不予考慮，就會留下許多問題。農民出來打工，實際上是一種農民自發的城市化。打工仔一隻腳在農村，一隻腳進了城市，對城市化是巨大貢獻，也是我國城市化的一大創舉。」周院士的分析可謂精到，在筆者所在的白飄村，青年人的外流已經成了困擾村子的一大難題，經過九年義務教育甚至沒有上完九年義務教育的青年人絕大多數都進城打工，隻有在年假、十一才回到村裏，本來就小的白飄村，現在戶數越來越少，到了婚嫁年齡的男女幾乎清一色的選擇了留在城裏，白飄村中的人口現在中年人口老年人口與兒童佔著村中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農村孩子的「出走」與「回歸」儼然開始困擾原先愁著走不出去的農村。在這裏不得不提一下農村青年的婚姻狀況：青年男子在城裏工作穩定的，一般會在城裏買樓房，另一些在村裏蓋房子的青年一一般是從事運輸、水產養殖、規模動植物養殖的，很少有單純在家務農的，那已經成了農村沒出息的代名詞。房子是農村娶媳婦必備的硬體，所以準備房子就成了農村青年男子婚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通過這一代打工仔時代的國度，農村基本上在向著小城鎮、城市的道路前進著。
在農民富裕小康的目標中，筆者想提出一些小小的意見，我們的小康標準一致強調的是多少的人均ＧＤＰ等，對精神方面提及的較少，而據筆者了解，在很多農村，人們並不是這麽想，很多人都認為隻有不再種地才算是有了出路，換句話說，農民嚮往的是一種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農民對教育的期望程度上，農民供子女上學，目的很明確，讓孩子走出農村，不再幹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幾千年來的苦活兒，但是現在教育並沒有直接將農民的這一目標實現，雖然教育的作用誰都不能忽視。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在農村還隻是極少數人的夢想，據《經濟觀察報》援引的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的文章說，在近幾年的大學新生調查中，雖然農村出身的孩子的數量在上升著，但是總的比例卻在下降，這不得不引起社會的註意，畢竟通過上學走出農村在城市定居也是城市化的一條道路，但卻是一條高成本，回報價值存在很多變數的道路。
提到農村的公共醫療保險，筆者馬上想到了０３年那場席捲中國大地至今仍陽人心有餘悸的「非典」。當時筆者所在的村子和周圍的村莊的村民自發組織起了巡邏隊，在村口派差，嚴禁外來人員的流動，該筆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筆者就想，什麽時候農村的公共醫療保險隻有真正落實到了農民的利益，什麽時候農村公共醫療保險才會真正為農民服務。
在筆者的村子和周圍的村子裏，農村公共醫療體製改革在三四年前就已開始，改革即把原先的赤腳醫生或村衛生室合並成一個大的醫療點，「原則上一村一室，堅決杜絕一村多室的現象。對鄉鎮衛生院所在的村、一個自然村劃分成兩個及以上行政村且其中一個行政村有衛生室的、一個自然村劃分成兩個及以上行政村，或與鄉鎮衛生院距離在1公裏以內的村不設定衛生室。」「對暫時不願納入一體化管理的村衛生室和鄉村醫生，必須納入區域衛生規劃，村衛生室應當符合衛生室定點要求，鄉村醫生必須具有相應資格，並接受衛生行政部門和鄉鎮衛生院的管理和監督。」但問題隨之而來，首先村衛生室的設定是否符合當地的區域衛生規劃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改革後，新的衛生所一般設在較大的村子裏，這就給其他村中的村名帶來了不便，尤其是遇到突發情況，就凸現了新的體製的不方便之處。改革後的上班似的工作方式也使很多鄉村醫生感到不適應，此為其一；
其二，「根據《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和《醫療機構基本標準》等有關規定，不得未經批準隨意變更執業場所。作為鄉村醫生，隻能在批準的執業地點進行醫療服務，不得在自己家中或病人家中進行輸液，即所謂的『炕頭行醫』，即便是無償服務，也不得違反規定。」這是在６０、７０年代鄉村醫生成為農村醫療衛生核心後，對原有的醫療體製的很大的沖擊，原有的體製下，醫生和村民由於同村的關系而具備天然的關系，改革後，這種關系被打破，雖然原有的體製的缺點很多，但改革後農民普遍不適應也突出了新醫療改革的難處；
其三，隨著農村經濟和交通條件的發展，加之個別村子中空抬葯價、售賣假葯的現象嚴重，很多農民開始進程採購日常用品和辦理入住院業務，從而繞開了農村公共醫療這一環節。
這三點之間的相互作用就導致了村衛生室分分合合現象，從而也使農村醫療保險改革的路子顯得更加曲折。
關於農村的醫療保險事業，有的地方實行了村辦醫療收費製度，即民眾集體辦衛生所，集體投資，獨立核算，保本經營。在筆者看來，這屬於在農村醫療保險改革中實現集體化的路子，筆者不是不贊成這條路子，隻是表達一下個人的憂慮，筆者認為，集體投資似的醫療保險實施起來的難度較大，受農村經濟能力和思想觀念的影響，吃葯打針很是屬於個人的事情，在現有的條件下很難說服農民實行這種集體化的醫療保險方式，當然，在經濟條件好、觀念更新快的地區這種可能性會大一點。
農村與城市——農村化城市與城市化農村——吞噬與反吞噬的鏈條
關於城市化，相信誰都不可否認它無窮的力量，在農村，城市化的痕跡隨著這幾年的發展越來越明顯：以白飄村為例，村內的各條道路都已經硬化，村內也安上了路燈，此周圍都出示林立的鑽井台和發電廠，從反面來講，白飄村中的樹木幾乎都已經被砍伐，雖然這不是城市化道路必須走的道路，但是卻早已經成了城市化的一個負面的標志。
中國未來的農村將怎麽樣？這可能是最令人擔心的問題，因為農村是中國最薄弱的環節，農村在未來５０年、１００年的發展走向直接製約著中國的發展。筆者覺得建設農村化城市倒不失是一個好的捷徑，雖然它與城市化農村隻是詞語順序上的顛倒和組合，但是在城市化的本質上卻有著天壤的區別。兩院院士周幹峙在一篇著作中分析指出，「目前市域範圍內的農民大體上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城市建設中已包進建成區的城中村；二是在市域範圍內的鄉村。這兩種都是城市化最貼近轉化的部分。在全國660多個城市中，城中村大約佔城市人口的10%左右，在市域內的農民約3億左右。對這部分本來在城市門口的人，如果在規劃發展時不予考慮，就會留下許多問題。農民出來打工，實際上是一種農民自發的城市化。打工仔一隻腳在農村，一隻腳進了城市，對城市化是巨大貢獻，也是我國城市化的一大創舉。」周院士的分析可謂精到，在筆者所在的白飄村，青年人的外流已經成了困擾村子的一大難題，經過九年義務教育甚至沒有上完九年義務教育的青年人絕大多數都進城打工，隻有在年假、十一才回到村裏，本來就小的白飄村，現在戶數越來越少，到了婚嫁年齡的男女幾乎清一色的選擇了留在城裏，白飄村中的人口現在中年人口老年人口與兒童佔著村中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農村孩子的「出走」與「回歸」儼然開始困擾原先愁著走不出去的農村。在這裏不得不提一下農村青年的婚姻狀況：青年男子在城裏工作穩定的，一般會在城裏買樓房，另一些在村裏蓋房子的青年一一般是從事運輸、水產養殖、規模動植物養殖的，很少有單純在家務農的，那已經成了農村沒出息的代名詞。房子是農村娶媳婦必備的硬體，所以準備房子就成了農村青年男子婚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通過這一代打工仔時代的國度，農村基本上在向著小城鎮、城市的道路前進著。
在農民富裕小康的目標中，筆者想提出一些小小的意見，我們的小康標準一致強調的是多少的人均ＧＤＰ等，對精神方面提及的較少，而據筆者了解，在很多農村，人們並不是這麽想，很多人都認為隻有不再種地才算是有了出路，換句話說，農民嚮往的是一種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這種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農民對教育的期望程度上，農民供子女上學，目的很明確，讓孩子走出農村，不再幹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幾千年來的苦活兒，但是現在教育並沒有直接將農民的這一目標實現，雖然教育的作用誰都不能忽視。教育尤其是大學教育在農村還隻是極少數人的夢想，據《經濟觀察報》援引的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的文章說，在近幾年的大學新生調查中，雖然農村出身的孩子的數量在上升著，但是總的比例卻在下降，這不得不引起社會的註意，畢竟通過上學走出農村在城市定居也是城市化的一條道路，但卻是一條高成本，回報價值存在很多變數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