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朝北理想朝南

生活朝北理想朝南
我沒有想過會到江南，而且一待就是好幾年。人生很多時候就是這樣，身不由己。
80後一代人，因為聯結著新舊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被打上了特殊的標籤。如果可以選擇，我還是會選擇80後。因為我發現，人生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選擇。
我出生在農村，那時候的天很藍很藍。夢想只是散落在田埂和草叢中支離破碎的瓦礫，沒有人拾起，更沒有人想要去拾起。日子總是過得平淡如水，沒有半點波瀾。
那時候學校在離村子很遠的一個小鎮上，每天要走很長很長的土路才能到達。要是碰上下雨天，路上就全是泥巴，只能把褲管卷到膝蓋上方，淋著雨、踩在泥巴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趟過去。可是，不管什麼時候回憶起來，卻總是非常甜蜜，連艱苦的影子都找不見。每天和同村夥伴一起出發，一路上追逐著打鬧，時光就這麼飛逝而過。不知不覺間，周圍上學的同學就越來越少，越來越少，最後只剩下我一個人，周而復始地走在泥土路上，一直走了六年。在六年的時光里，我時刻想念那些一起上學而中途離開的同學和玩伴，很悲傷。
90年代初，我升入中學。學校在離小鎮更遠的縣城裡，有將近五公里的路程，需要騎車才能到達。那時候，腳踏車還不是很普及，所以像我這樣的同齡人，一般是不會騎腳踏車的。
從村莊到縣城，一切都變得異常新鮮，不管是周圍同學的穿著還是言談舉止，都讓我感覺自己好像是來自另外一個陌生的地方。我試圖融入他們的圈子，但是我發現很難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後來，我在語文課本里讀到。這叫生活背景決定論。
當我第一次在課堂上被問到“你的理想是什麼”的時候，我清楚地記得我的整個腦子是混沌沒有知覺的。而教室里很多同學的聲音在耳邊此起彼伏——“我想當科學家”，“我要當醫生”，“我想成為作家”……這是我第一次在理想面前束手無策，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的真實面目，它為什麼而來，將去何方。
上高中後，我又不得不重新面對一個新的問題——貧窮。這種因為家庭和社會背景所產生的懸殊，成為比國中三年更突出的社會縮影，硬生生地擺放在我面前。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才明白父親一直以來嚴格要求的原因。窮則思變。

高二時，我想要出門遠行。這是在那年春天某節地理課上，我望著窗外淡藍色的天空突如其來的觸動。當時所有的中心，都聚焦在升學的問題上。學校和社會都不允許學生有半點非分之想。理想，在這個時候，表現得驚人一致和坦蕩——考上重點大學。
或許很多人默認了這種人生模式下的特有規律，無論貧窮還是富貴。
在我上大學的第一年，隔壁班的女同學從宿舍頂樓跳樓，死因很簡單，男朋友重新找了一個家境顯貴的女孩。而當時，我正在為交納學費的事情犯愁。剛入學時，是父親東挪西湊，勉強湊齊了學費，才順利入學。但是第二年，父親賦閒在家，斷了經濟來源，學費就沒有著落。縱使我利用所有空閒時間去校外兼職，距離學費的天文數字，依然遙遙無期。而周圍的女同學早已濃妝艷抹，穿金戴銀，出入各種名流場所。
大四畢業那年，學校毅然扣留了我的畢業證書，因為學費沒有繳清。正當我躊躇無措時，不知父親從哪裡湊足了那筆近乎天文數字的學費。當他把那一沓鈔票遞到我手裡時，我突然有種被壓得喘不過起來的感覺，不是錢重，而是父親一瞬間蒼老了十年的感覺，讓我恍如隔世。他什麼話也沒說，就是默默地走了。很多年來，這種眼神交流成了我和他之間最直接的語言。
我以為找工作的硬體，無非兩條，一是專業技術，二是興趣特長。而我所依靠的，也僅只能是這兩條。畢業前一個月，我被武漢一家網路公司錄取，做文案策劃。而我職業生涯的第一次，僅僅維持了不到10天，就轉到了浙江紹興一家民營企業。吸引我的唯一原因，是去做編輯。
進入職場後，我所面臨的窘迫更勝過從前。這種家庭背景和教育環境的，成為我與周圍同事之間非常清晰地界限。如果說我以前嫌棄過家庭出身，那麼現在，我反倒慶幸我的農村出身，因為我在傷痕累累中，我可以依然尋求著貼近土地，保持內心純淨的理想。
只是身處職場，我必須選擇妥協，必須接受其中所有的挫折和規則。我用了半年的時間，去尋找其中的突破口，儘量讓自己表現的謙卑，一次捍衛內心深處的執著理想。
我親身實踐了當年在高二上地理課時想要出門遠行的念頭。只是沒有想到，踏上江南卻要經歷這麼多的波折和痛苦。如果說踏上江南只是一個遙遠的夢，那它也只是在夾縫裡尋求生存的一個夢，終將滿身傷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紅塵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