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

陳曉明


· 高速公路與信息網路攀比著展現中國後工業化社會的神奇圖景,琳琅滿目的商場超市爭相炫耀著中國的繁榮昌盛,經濟神話正在全麵塑造一個“新新中國”的形象,這使得文學要努力跟上這個時代都顯得力不從心。

· 不理解客家文化,也就很難理解客家作家的寫作。客家人的祖先是從中原遷徙到 南方,是漢民族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分支。客家人素有東方“猶太人”之稱,吃苦耐勞,堅忍不拔,正是他們顯著的族群特點。

· 文學走著自己路,在當今時代,沒有任何一種文化現象能象文學這樣沉得氣,這使情緒飽滿的炒手與呼風喚雨的媒體也難有用武之地。文學現在如此平靜,正常得好象如歸故里,告老還鄉。所有的東西都出走了,都精神抖摟,要到全球化的歷史場景瀟灑走一回,都變得自以為是,都想創造奇蹟。

· 可是文學,中國的文學,越來越平靜、越來越老實厚道――真是有一種“還鄉”的純淨。在人們哀嘆文學不再有能力成為時代的火炬的時候,文學正在還鄉的路上平靜地行走。文學現在真正是回到自身,不回到自身都不行。它不再是工具,正如它也不再能充當號角或火炬一樣。

· 書寫,或文學與文字,在這個時代,使逃亡變成一次歸鄉,使圖像的壓迫、追捕、驅逐,變成圖像的孤獨之舞,變成圖像的裸奔。文學終於以它對大時代的屈服,以它對命運的服從成就了自己。它現在是以歸鄉的自在步伐坦然地行走,這是超越性的無限伸延之路。

· 人們都期待和歡呼電子化的消費社會給生活帶來的嶄新的感覺,這還不僅僅是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方便度有極大的提升,更得要的是提供了一種精神性的消費。手機在多年前還是金錢、能力和權力的象徵,現在就連民工都有手機。手機是如此生動地勾畫了當代電子事業的發展,勾畫了中國飛速發展的通訊事業,勾畫了中國經濟高速度的神話。手機是當代社會的精神紐帶,它把人們緊密聯繫在一起,不管走到天南地北,只要手機在手,人們的信息就聯繫在一起。這顯然是聯繫的假象,人們對彼此的關切,只是對信息的關切,對信息帶來的實利的關切。 —— 陳曉明名句

· 手機並不能修復傳統生活的內在情感,卻可以使當代生活異化,手機在扮演誤置和顛覆當代生活的角色時,顯得那么遊刃有餘,從容不迫。

· 通過宗教回到精神生活的源頭,回到最初的那種存在狀態。這使我們想起了已經遺忘的“尋根”主題。但在這裡,生存之根基是什麼呢?其直接性是宗教信念。小說力圖在信仰衝突中來表現出異域的生活畫卷,並且充分地展示了一種“族群”的存在方式。中國人的生活缺乏宗教,文學作品涉及宗教的不多,既難處理,也容易出問題。

· 當然,“還鄉”式書寫並不是寫出一個理想化的精神烏托邦,也不是信仰的清靜澄明的世外天國。“還鄉”是尋找什麼呢?那么多的爭鬥、衝突、殺戮,它展示了族群之間的生存爭鬥,通過與自然環境的鬥爭來刻劃“族性”。

· 中國當代的長篇小說是一項特殊的歷史產物,準確地說,就是超級“歷史化”的產物,它是中國現代性發展到極具烏托邦時期的產物。長篇小說以它宏大的結構與廣博的內容,可以概括更為豐富充足的現實,表達人們更為深廣的願望,集中體現現代性的歷史需求。

· 當然,這種逃離是一種有序的逃離,只是在某種階段它無法前行,它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當然,文學的道路就只是寫作的道路,理論是灰色的,理論所能做的,只是去看清歷史真相,為未來提示可能性。 —— 陳曉明語錄

· 80年代中期這樣的歷史潛在變化在迄今為止的文學史研究中並沒有得到有效的說明,這使人們對於90年代發生的變化顯得茫然無措。正是這些中間中介或過渡的變化沒有被識別,人們不能理解隨後的歷史,也沒有看清原來的歷史。80年代中期,出現了“現代派”和“尋根文學”,關於個人自主性的思想已經在文學中滋長起來,並且作家的自主思考構成了小說敘事的思想性要素。

· 長篇小說顯然是一個最保守最有力量的堡壘,它同時還是一個惰性十足的懶漢。其他的藝術門類和文體屈於時代的創新的壓力,都要進行各式各樣的變革實驗,只有長篇小說,它要困守自己的規範,它的鴻篇巨掣使它墨守成規就可以有所作為。這使它有可能以坐享其成的方式來與時俱進:它只要適可而止吸取當時的已有的思想與藝術變革成果,就能獲得成功。

· 現代性攜帶強大的理性力量支配著文學,在長篇小說這裡,歷史理性找到最合適的家園。理性與歷史的合謀使長篇小說獲得華麗的外衣和深厚的精神內涵,這種歷史理性無疑也是一種使文學屈服的力量。

· 從整體上來說,當代文學並沒有在一個“歷史終結”的時期找到最恰當和有效的表達方式,作為一種適應和直接的表達,它是卓有成效的;而作為一種更積極更有效地穿透這個時期,並且展開新紀元式的話語創造,當代文學顯得缺乏創造的活力。對於長篇小說來說,更顯得力不從心。

· 儘管在當代長篇小說發展到這種狀況的前提下,這種小說敘事卓有成並且也推進了常規現實主義的發展,但它的駕輕就熟和老道,只能表明常規現實主義走到頂端,而不能表明當代小說敘事已經無路可走。 —— 陳曉明語錄

· 變的思想總是藏在斯妤的故事中,在平淡的敘事中,始終包藏著生活斷裂變異的那些異質性的因素,它們造就著若隱若現的刺痛感。

· 如果說80年代的“新時期”梁曉聲秉持肯定性的歷史理性主義態度,那么在90年代——在文學史敘事上被稱之為“後新時期”的階段,梁曉聲更傾向於站在平民主義立場,對現實展開銳利的批判,被譽為平民和弱勢群體的代言人。

· 儘管梁曉聲不太注重在藝術表現形式上的變化與探索,有時他的堅定的肯定性與激烈的批判性也會讓人心存疑慮,但梁曉聲的寫作無疑有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品格,這種品格使其他的疑惑微不足道。我們看看他如此艱辛發奮走過的寫作歷程,他穿行過迥然不同的時代,為歷史作證,為善良辯護,為正義伸張,為生活承擔。他的寫作因此有一種堅不可摧的力量,它使文學與真善美的結合不再是一個誇大的想像,而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 在當代文學的場域裡,總有一些身影在那裡徘徊,若隱若現,他們既是一些逃離者,又是一些否決者。他們與潮流無關,卻要頑強地反抗潮流。用他們絕對的姿態,絕對的書寫,給這個場域施壓,然後轉身離去。

· 盲人摸象是對象的身體的觸摸,這個比喻表明我也是對劉恪的文本進行表面的觸摸。對於文本,我經常偏愛它的表面,那些光滑的流線型的表面,它們有局部的美感。 —— 陳曉明名言佳句

· 不管從哪方面來說,張藝謀都是當代最卓越的文化英雄,如果中國有一個文化英雄的話,那肯定非張藝謀莫屬。《英雄》創造了中國電影的票房奇蹟,那是在批評界一片的叫罵聲中,是在觀眾一片大叫上當的悲憤聲,張藝謀點鈔票的聲音還是壓倒了這些噪音。罵不倒的張藝謀,他已經是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我自巋然不動。

· 在整個八十年代,先鋒派被看作洪水猛獸,人們也寄望於先鋒派開闢文學創作的遠大前程,先鋒派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確實給當代文學提示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現場,在那裡,漢語小說上演了最具有挑戰性的藝術演練。經歷過先鋒派的形式主義實驗,漢語言小說似乎不再有什麼高地需要攻克,也沒有什麼地方想像力不能觸及,先鋒派的語言光亮照徹了那些死角和絕境。

· 過去被稱之為文學理論的東西,主要是指一種元理論,一種規範化的理論體系,它主要由三大塊組成:其一是馬克思主義文學原理闡釋,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經典原著的反覆注釋;其二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藝學理論體系,對此體系進行修補和字斟句酌形成一個龐大的學術場域;其三是對俄蘇文學理論和德國古典美學進行闡釋,隨著改革開放,加進了對歐美現代文藝理論的批判性的論說。這就是我們文學理論的基本構成成分。

· 中國文學理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也正因此,“文學理論”這個概念有其特殊的固定含義,它是一種理論的元話語體系,分辯這一點極其重要,這是把它與具體的文學理論區別開來的前提。

· 批評一直在理論的壓力之下,很長時間批評被理論的普遍性所困擾,不能面對文本,不能給文學以活的解釋。但相比較起來,批評的調整和改變是容易的,因為批評可以有自己的邏輯起點,批評面對文學文本這就足夠了。 —— 陳曉明名言佳句

· 事實上,反觀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實際只是現代批評的理論化或歷史化。在西方的大學裡被稱之為“文學理論原理”之類的書籍,主要是對各個批評流派的理論概括分析,更象是“批評史”。而被“文學理論”闡釋的對象,就只是一些批評流派。

· 中國的文學理論或文藝學,就是以民族—國家為依靠的巨型寓言,在現代性的歷史進程中,它無疑起到極其重大的作用。在它的強有力的規範下,中國的文學理論把文學放置在革命事業的車前馬後,為創建宏大的民族國家想像建立了一整套的表象體系。在相當的時期里,文學批評臣屬於文學理論,它們二者也共同維護著文學實踐的秩序。

· 曾經作為規範的文學理論,現在並不能規範文學批評,更不用說規範當下創作實踐。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特殊時期的歷史,但不能有效解釋當下中國的文學創作實踐。當代批評與舊有的文學理論分道揚鑣,重要的是時代變異使然。

· 很顯然,西方的文學批評也一度在觀念性的領域裡掙扎過一陣子,在左派盛行的年代,也是理論的黃金時代,寵大的意識形態的立場,需要理論來做支撐。在後冷戰時期,西方左派的勢力有增無減,但也不得不向更加學理化的方向位移。左派當然不甘願“理論終結”的說法——這與“歷史終結”的說法如出一轍。

· 中國的主流文學理論一直被宏大觀念所籠罩,被本質規律之類的思維定勢所迷惑,以為這樣就最接近真理,這樣就最能窮盡文學的意義。這種整體性的、合目的性的元理論思維方式,直到今天也在支配著人們,以至於人們一直在呼喚的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學派,這一訴求依然是一種本質主義的元理論訴求。“中國文學”這個概念只是在與歷史語境發生關聯,與漢語言修辭發生關係時才有強調的意義,在更多的情況下,人們談論文學就是“文學”。 —— 陳曉明名句

· 文學理論這門學科——如果它依然存在下去,並且勢力雄厚的話,它應該更多的朝具體的批評發展。事實上,當代文學批評依然沒有形成氣勢,這主要是學院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相脫節。

· 當代文學理論轉向不可避免要向文化批評的發展。文化研究這個概念顯然有點令人生厭,它的霸權特徵,也使處在文學理論困境中的人們心懷不滿。如果換成“文化批評”總是會緩和些,這也應了理論向批評轉型的思路。

· 在這樣的狀況中,理論不再是鐵板一塊的概念,也不是對本質規律的窮盡,而是化解到無數具體獨特而生動的文學文本中,化解到文化現象中,化解到圖像和任何符號中,化解到一切的感受和體驗中,這是理論死亡而又迅速復活的時刻,這是沒有理論而理論無所不在的時刻,這就是理論幽靈化的批評場域敞開的時刻。

· 現代性論述不知不覺就取代了後現代話語,這確實令人摸不著頭腦。何以被後現代跨越的現代性卻又死灰復燃,而且把後現代話語掃地出門了呢?這裡面的蹊蹺與奧秘,並不是一目了然的。

· 現代性論述的本質意向可以說表現在二方面:其一,對現代性展開深入全面的批判;其二,用文化的差異政治學建構現代性的多樣化方案。這二方面的視角和方法都是典型的後現代策略,但問題在於,後現代在這種論述中,真正被拖入現代性沼澤地。後現代的當代活力被消解之後,剩餘的是現代性的龐大骨架。 —— 陳曉明名言佳句

· 當今的現代性論述,一方面揭示現代性的內涵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另一方面又把現代性看成充滿危險的歷史進程和社會思維。後者當然與後現代對現代性的批判一脈相承,它實質就是一種後現代的反現代性在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支持下的深化。但前者卻顯示出一種含混和曖昧,也正因為此,現代性論述與過去的後現代話語還是存在差異。

· 當然,問題的關鍵又必須回到理論。現代性是否具有多樣性?這正是現代性的普適性面臨的難題。如果現代性具有多樣性,那么,由西方創立的那些現代性的基本價值就被置於懷疑的境地。開發中國家就沒有必要固守住西方自啟蒙時代以來創立的那些諸如自由、民主、平等之類的價值,普適性價值也無從談起。顯然,這並不是一個理論認識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

· 現代性的多樣性是近年來相當熱門的話題,不用說,受後殖民理論的影響,更具體地說,受差異文化政治學的影響,現代性的多樣性成為顛覆歐洲主義中心主義和反全球跨國資本主義的有效利器。這無疑是那些在全球化的世界趨勢中,試圖重新定位,尋求自我認同的民族-國家所熱切的主題。

· 但不管怎么說,這些歷史論證可以對西方過往的現代性提出質疑,但如何解決現代性創立的價值未必具有普遍性,依然是一個理論難題。畢竟現代社會的文明在自由民主的理念之下存在與發展,人們必須在這些普遍價值上達成共識,才能構建共同社會。

· 由於傳統主義總是在各種文化中起到作用,不管是採取何種方式或達到何種程度的“批判與斷裂”,傳統總是不死的魂靈。有時候,越是激進的斷裂,傳統魔力還越是強大。 —— 陳曉明名句

· 對於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來說,現代性確實是一項未竟的事業。而且很初步的現代性迅速就朝向自身獨特的歷史道路行進。中國現代性的發展歷史是激進而畸形的,暴力革命與威權政治構成其現代性的主導內容,不用說西方現代性的那些基本理念尚未建構就已經嚴重變形。直到90年代以後,中國的現代性建構才開始逐步顯示出它的成效。

· 現代性在中國的建構最大困擾及難題,就在於現代性的西方身份難以擺脫,這也就使中國的民族傳統認同始終構成建構現代性的巨大的屏障。西方的現代如何能穿越這個屏障?人們樂於把這個屏障想像成巨大的資源,它可以與西方的現代性融為一體。

· 後現代的敘事本身顯然始終包含著同質化與異質化的矛盾。沒有同質化,就沒有對異質化的強烈需求;沒有異質化,也就沒有同質化存在的基礎。

· 在保留現代性的基本理念的同時,放低現代性關於民族國家、關於傳統本位的宏大敘事,把現代性的理念落實到人的建構上。也就是說,現代性的基本理念在現代階段,著眼於民族國家的宏大建設,而在後現代階段,現代性的那些理念主要著眼於人本身的建設。重新回到個體的主體性,個體的內在性。

· 現代性的理念本身也就被後現代重寫,建構著後現代的新的價值體系,最重要的在於,建構著後現代的人學。以後現代的人學為本,一切外在化的宏大主題包含的矛盾和困境,都可以得到化解。而後現代的人學,正是帶領人類走向未來的人文價值的新的出發點。 —— 陳曉明名句

· 對於當代思想文化來說,解構主義是一個強盜般的父親,子們的血液里流淌著它的DNA,卻不願公開承認其血緣關係。當然,當代思想文化也只是從解構主義那裡弄來一鱗半爪,它確實不配作解構主義之子。解構主義這種反叛性的思想注定了也不會有直接的子嗣,這就對了,歷史總是以背叛的方式書寫自己的宿命論。在大多數情形下,思想史是依靠惰性和平庸才保持傳承的體面。解構主義只是不速之客,他的慷慨解囊不過是當代思想文化撿到的一個便宜。但這終歸是一項債務,這使得當代思想文化在運用解構主義時,總顯得偷偷摸摸而畏瑣小氣。

· 最古老的形上學基地正是我們自我解救的最後領地,因為這個領地與語言、語法、範疇結合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必不可少的,似乎我們拒絕這種形上學我們就要停止思考,哲學家準備從這個信念體系解脫出來卻遭到最大的困難,因為這個信仰體系的基本概念和理論範疇本能屬於形上學的確實性的實在領域,信奉理性是形上學世界本身的一個片斷,這個逆行的信念作為整體—權力的倒退運作總是一再在哲學著作中顯靈。

· 正是設定了“存在”作為一個超越性的範疇包裹了任何事物,語言和思想的範疇才可能交換,“存在”這個本身無所指的概念,卻可以指明各種各樣的存在物。“存在”這個設定的所有範疇的前提,這個範疇的範疇,這個超越性的範疇,它本身是缺席的或“不在”〔 absence〕,是一個無。

· 如果說補充是對本源性缺乏的填補,是對不可替代之物的替代,那么這種補充引發的替代將是一個無止境的延異的過程。因此,“補充”概念並不僅僅表明對“在場”的起源性消解,而且預示了在話語實踐中的策略性運用所起到的解構效果。

· 實際上,關於學術規範的探討,在文革後的當代思想氛圍中,至少就進行過三次。第一次是關於“新三論”的方法論討論。文學理論界開始從自然科學那裡尋求系統論、控制論、和資訊理論來建立理論模型。實際上,在當時的歷史情勢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占據主導統治地位,學術探討研究都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來展開研究。 —— 陳曉明名句

· 新左派的學術風格無疑深刻影響到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傳統的文學研究受到輕視,文學再度成為思想史佐證的材料。在更多情況下,做材料都不配了。文學的社會學研究的疆域被拓寬到政治批判領域,在這裡,態度和立場經常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 現在,要建立一個統一的規範,建立嚴格的學科體系規則也不可能。知識的更新和權威性的喪失,使嚴格的規範顯得異常脆弱。但是現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在遭遇強勁的挑戰中,更是應該以開放的姿態獲取新的活力。問題在於從業人員在完成知識更新的同時,保持對文學本身的關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學研究矛盾,根本的問題在於最後的落點。

· 在今天,這樣一種希冀象是一種可笑的奢望,象是落敗者的絕望請求。我知道,我們已經無力發出“建立學術規範”這種呼籲或祈求,人各有志,人們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選擇一種生活,選擇一種專業的方式;只是對明顯有些荒蕪的文學領地,期望有更多的同道者。

· “晚生代”還不得不面對先鋒派的藝術遺產,當代漢語言小說所創造的那些經驗,晚生代如何在回歸現實和故事以及人物的這種敘事中,來強調自身的藝術表現方式,來建構自身的文學品質,這依然是一個未能解決的問題。縱觀近幾年的“晚生代”的寫作,相當一批的作家並沒有迴避問題,他們認真努力的探索,正在有效地填補先鋒派離場後遺留下的歷史裂痕。現在,年輕一代的“晚生代”作家也已經走向成熟,他們在藝術上的作為,已經不得不讓人刮目相看,也許可以說,“晚生代”群體正在釀就第二次衝擊波。

· 其實所謂個人化的寫作也就是偏向於表達個人的內心感受,或者在文學敘事中偏向於描寫個人的生活狀態。強行把個人從社會歷史背景中剝離出來,在特定的過渡時期,在文學創新方面可能有積極意義,但如何進一步在個人化的敘事中重新揭示人物的命運,依然是文學不能迴避的內涵。 —— 陳曉明名言佳句

· 生活只有推到極端才會促使命運“脫穎而出”,很顯然,推到極端的結果就必然使人物性格出現偏執的傾向。在小說的敘事中,命運具有方向感,它只有在生活向著某種方向發展變化時,它才形成強烈的悲劇情感思流。幸福和快樂無法構成命運,所有的幸福和快樂都是相似的,也都是停滯不前的。幸福和快樂是沒有歷史感的存在物。

· 刻劃出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這是現代性的美學命題,這樣的人物承擔著歷史重壓或重任,他身上凝聚著歷史的合力,凝聚著歷史衝突的全部能量。人物的性格矛盾經常指向歷史矛盾,它只能在階級和歷史衝突中獲得解釋或得到深化。

· 經典現實主義的敘事採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稱視角,敘述人既是隱身的,又是無處不在的,敘述視點預示著歷史發展的無限可能性,敘述人始終是一個無窮大的歷史主體,文學在整體上對社會歷史進行承諾。

· 傳統的美學規範確實具有強大的支配力,當代小說再次面臨著回到原有的美學規範中再做突破的挑戰。這本身也表明,當代中國的藝術變革並沒有人們想像和期待的那么深刻而劇烈,現代性的審美規範在當代中國同樣是一項未競的事業。

· 重新深化現代性的美學表現力構成了當今文學回到深度的一種努力,顯然,其方式和結果也不能與過去同日而語。不管如何,命運和人物性格都無法在一個完整的歷史敘事結構中加以把握,它更多的打上了個人化的特徵,因此——正如我們在前面討論時指出的那樣,命運意識來自對個人生活的極端化處置,通過把個人的生活推到極限,生活的悲劇性的情境由此產生,但這一切的推動力不再從歷史本身獲得,而只能是從人物性格的極端化處理中獲取。現在,性格成為一切表現的紐帶和中心,失去了歷史異化壓力的性格,其動力機制只能來自作家的藝術表現,它成為人為的產物,而不是歷史的產物。性格是藝術表現的結果,也是其中心,而命運則是結果的結果,是中心的替代。 —— 陳曉明語錄

· 不管是命運意識,還是對性格的極端處理,還是都表明當代小說還是試圖回到現代性美學氛圍;而調動其他表現手段來開啟他者化的空間,則表明當代小說在建構更複雜豐富的文學品質。也許這種更深地回到不可能的歷史之中,而又能帶著歷史痕跡走出來的創新,具有更切實的藝術韌性。這一點依然是需要強調的,但這裡並不是當代小說的最後的棲息地。

· 確實,一個時期的藝術表現方式、水準和風格總是為既定的現實條件決定的,就直接的現實關係來說,出版商導向、讀者趣味、編輯方針以及批評規範,都約定了藝術表現方式,穩妥的策略就是適應這些現實條件,在給定的圈子裡施展。任何超出這個範圍或超出遊戲規則的嘗試,失敗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成功的可能性。

· 當代文學呼喚什麼?“呼喚”一詞顯然不只是因為缺失什麼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因為本質性的東西的缺失,或者說魂靈的缺失,這才使得“呼喚”顯得如此急迫,如此必需。

· 在我看來,文學並沒有真的失魂。只是我們,我們這些人被已死的文學的“魂靈”迷惑,我們被幽靈附體,以至於我們看不清眼前的現實,看不到未來的道路。

· 當代中國文學要回到原來的那種歷史氣勢中去是不可能了,在當今時代,它也受到電子信息產業革命帶來的圖像媒體擴張的擠壓,這使它比在其他任何時候都需要更注重語言藝術所包含的審美品質。 —— 陳曉明名句

· 在我看來,當代文學並沒有什麼本質性的東西缺失,它需要完成的恰恰是從現代性的思想氛圍和美學氛圍中解放出來的藝術表現機制。這種解放不是革命性的突變,而是在現代性的基地上,做出略微的變異――這使它最大限度地保持現代性的藝術表現成就,而又能加入新的更活躍的因素,一種激活現代性美學記憶的那種美學量子――這就是審美的量子力學,它關注美學品質的最小值構成,由此才能真正抓住審美的決定性活力。

· 特別是中國選擇了劇烈的革命道路,文學更是成為中國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正是經歷著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經歷著激烈的社會變革,歷史尋求文學革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感性認知基礎,同時也為劇烈的社會動盪提供情感撫慰的全部因素。如果按照吉登斯的觀點,斷裂是現代性的最重要的特徵的話,中國的這一特徵表現得尤為突出,而文學為中國的現代性進程製造斷裂,同時為這個斷裂提供掩飾的表象,為斷裂產生的巨大的心理衝擊提供情感撫慰手段。

· 顯然,文學把魂靈還給了歷史,它把只屬於自己的東西留存下來了。歷史歸於平靜,或者歷史趨向於終結。歷史既不能俘獲文學,文學也不再能從歷史獲取超額利潤。這一切都是公平的。在未來的歷史年代中,人類歷史可能很難再有現代性草創時期的那種激烈動盪的局面,那劇烈的民族-國家的紛爭與解放的景觀,人們依賴意識形態來調動所有的精神資源,以便獲取超級的解放能量。

· 這一切只能依賴純粹的藝術性來注入活力,這個時代文學只是自我拯救――沒有別的魂靈供他超渡;但文學的自我拯救就是這個時代的一項重任,審美拯救,拯救審美,是這個時代的一項重任。

· 也許這就是文學在很長――或者說,在今後的歷史歲月中不得不面對的生存空間,歷史已然是可以看得到“未來”,文學不得不在平淡無奇的生活世界裡默默行走,沒有人會為它激動不已,它也不必大呼小叫,文學終於變成文學本身了。 —— 陳曉明名句

· 80年代後期,後現代主義論述在經歷多種多樣的懷疑中興起,對後現代主義最嚴重的質疑就在於現代主義還沒有站住腳,何以有後現代主義的立足之地?而從中國政治經濟條件的直接類比中,更是給後現代主義的合法性予以致命的打擊。

· “現代性”顯然是近年來學術界熱門的一個概念。但現代性的確切定義卻並不清晰,至於它內在的複雜含義,它所折射的張力關係,並沒有得到恰當的清理。

· “現代性”在近幾年突然成為一個熱門的論題,所有關於後現代的論述都悄悄地或者說在不知不覺中換成了“現代性”論述 (本文在這裡討論的是“現代性論述”。當我們追問現代性到底是後現代的“殘羹”,還是“補藥”時,我們都是在理論論述的層面上展開討論。

· 現代性之成為熱門話題,當然不只是左派以及後現代理論家應急擺脫窘境的意外收穫,它可以從更具建設性的和積極主動的方面來看,那就是後殖民理論對後現代論域的拓展,應對全球化的當代現實。現代性論述看上去是回溯歷史,著眼點卻在當代現實,也就是面對現實問題來挖歷史的根。

· 現代性的多樣性方案導源於民族-國家的認同,身份差異政治這個想像的標誌,卻被當作返回歷史實踐本源中去的論據,它慫恿著人們現實地創造“特殊性”,直到這個特殊性破裂為止。現代性產生了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過去被認為是向著某種共同的歷史終極目標前進,現在則被認為是依據不同的歷史傳統和條件各自走著不同的道路。從歷史實踐的結果來看,確實可以看到在現代性的發展進程中,西方中心主義與周邊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有著非常不同的表現形式。其最基本的可選擇方案,無非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 —— 陳曉明語錄

· 現代性問題是被全球化與後殖民論述劫持到文化研究領域,它使面對當前文化狀況的文化研究具有了深厚的歷史感,同時也給現代性問題自身打上鮮明了政治烙印。把現代性問題引入文學研究,當然沒有任何理論上的障礙。關於文學的現代主義研究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一個熱門的學科分支。

· 文化研究不用說,運用現代性概念正是得心應手,順理成章;而文學研究領域則要重起爐灶,重新展開理論規劃。如果簡單套用現代性的那些觀念結論,那無疑使文學研究本末倒置。因此,問題只能歸結為“審美的現代性意義”。

· 現代性美學通過建構新的審美認知體系和認知方式,與現代性歷史構成一種分離、對抗而又彌合的關係。現代性的文學藝術對社會歷史始終展開批判性的反思,這種反思當然不同於社會科學,然而,卻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 現代性的文學藝術一直對現代性社會的發展提出質疑,不斷變革的思想構成現代藝術的根本精神,創新成為現代藝術存在的生命力。這種創新的實質也就是相對藝術自身的傳統與既定的社會秩序所做出的反叛之舉。

· 現代性論述引入當代文學研究,確實是一個很有用的概念,它在更為寬闊深遠的歷史背景中重新整理和展開後現代論述,它把後現代論述從簡單的當下性中解救出來,引入到更複雜的歷史語境。當然更重要的在於,它使當代文學這么多年一直在尋求的20世紀的總體性;或者重寫文學史的整體性,有了一個最恰當的框架。當代文學並不只是簡單地融入現代文學,而是重新構成一個整體。 —— 陳曉明名句

· 當代中國文學乃至於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都在表達強烈的變革願望。這一方面導源於劇烈的社會革命現實實際,另一方面,文學藝術也強化了這種現實需要。這種變革總是以斷裂的方式表現出來,使得文學的歷史敘事充滿了開始與結束,而每個歷史階段都象是一座歷史孤島。

· 把現代性引入當代文學研究,並不是為了重新建構一個關於現代性的宏大的歷史框架,把原來割裂的那些歷史過程用一種新的模式重新組裝起來;而是更為內在地去清理那些斷裂、對抗、重複所構成的複雜形勢。這一切都有賴於回到文本,回到文學的審美品質的把握才有獨特的意義。

· 當然,“現代性”這一概念所提示的時間跨度,它所具有的理論容量,對於重新梳理20世紀中國文學具有積極的意義。中國現代文學的所標明的啟蒙意義,民族-國家的解放意義,或者說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意義,這與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關係,通常只能在一個斷裂的結構加以理解,在簡單的歷史進步與革命的關係中來確認各自的意義。如果引入現代性的描述,那些革命、進步的優先性就可以為更富有學理涵義的描述體系所替代,從而顯示出歷史更多的層次。

· 現代性這個概念具有強大的歷史粘合功能,這在於它的那種潛在的總體性,它的流動性,可以在較大的歷史跨度內,把不同的現象聯繫在一起,發掘出它們的歷史品性。很長時期以來,“文革後”的中國文學與“五.四”文學傳統的關係很少得到闡述,被描述為與十七年的極左路線文學決裂的新時期文學,顯然很難找到與現代文學的連線形式。

· 在這些複合性的語境中,當代審美的再生產才真正得以展開和推進。我們看到,現代性與後現代在這樣的時代,是以相互摺疊、糾纏、挪用、顛倒和再生產的方式發生作用的,唯其如此,文學的那種生長存在的韌性才顯得難能可貴。 —— 陳曉明名句

· 確實,我們深知,一種理論或學說,並不是因為被窮盡了意義而被人遺棄,重要在於,人們總是從潮流出發來選擇和塑造一種學說,然而,潮流又是從何而來呢?它當然也是人們的有意醞釀的產物,問題只能歸結為人類幼稚的心理在作祟:任何學說和理論的魅力都經不起歲月的磨損。還有什麼比創新作為喜新厭舊的藉口更冠冕堂皇的呢?這使學術的進步變得合情合理,也讓人們心安理得享受進步的成果――這倒真是現代性的精神。這種精神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明白:殘羹也就是補藥。

· “純文學”這個概念在這樣的圖書市場風雲變幻的年代,也顯得怪模怪樣。沒有人不認為這個昔日貴族階級,已經窮困潦倒,但這種觀點顯然暴露了急功近利的態度。我堅持認為,圖書市場再怎么樣向著消費主義發展,所有被歸結在文學名下的作品,都不可能脫離文學性,總是在一定程度上與文學性發生關聯,從而可以被識別為或被指認為文學作品。這就使“純文學”的存在具有了永久性的根基。

· 在這裡,文學書寫的同一性給文字的存在以有限性的力量,文字被文學的同一性規範住了,文字不能撕裂文學書寫的理想性,觀念性的力量,美、愛與皈依這種理想,也許遠比文字本身的存在更具有遠大的意義。

· 母系社會已經過去十多萬年,人們已經習慣於父權統治,婦女深受男權統治的壓迫,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人們也有必要看到男女關係的複雜性。婦女在作為從屬等級時,並不是被動的,婦女也有可能瓦解乃至於顛覆男權的支配地位。中國古代就有過各種說法,夏商周的覆滅似乎都與女人有關,唐的興衰也被歸結為女人起的作用。這些說法在把女人看成禍害的同時,其實也表達了男人對女人的恐懼,這種恐懼是不可逾越的,因為他來自男人的內心深處,男人的根本弱點在於他無法戰勝自己的力必多,這使他終究要成為女人的俘虜。在男人占據絕對統治的時期尚且如此,一旦男權有所削弱,社會趨向於文明,並且適當解放人性,婦女的地位就會被推到奇特的高度。

· 我依然認為,男性強權遭遇到從未有過挑戰,乃至於危機。其挑戰和危機並不是來自女權主義者的對抗,而是男性強權現在愈來愈趨向於女性化,或者說有權勢的男性也在自覺模仿女性。 —— 陳曉明名言佳句

· 冷戰結束之後,國際政治極力去顯示一派自欺欺人的祥和平安氣氛。昔日的強權人物也盡力作出寬仁為懷的姿態,甚至偶爾客串一下能歌善舞的角色。俄羅斯的那位大權在握的總統葉爾欽,居然不惜以逃搖擺舞的姿勢來表明自己身體健康,與民同樂。台灣的選舉就更象是一場鬧劇,那些權重一時的黨棍政客,居然紛紛上台與民卡拉OK一把,李登輝甚至於表示:“如果對選舉有利,上台扭一扭也是可以的”。如今的政治家,只知一味取悅民眾,裝腔作勢,已經很有些青樓遺風,早已不識彎弓射大雕,更無金戈鐵馬的威風。

· 然,貧困時代是男人的時代,男人出賣體力,勉強維持生計。女人地位無從談起。當“發展權”取得之後,養家餬口已經不成問題,成問題的僅僅是如何讓家庭幸福,而家庭幸福的重要前提是讓女人幸福。只有富裕社會才會意識到婦女的地位,才會把婦女推到社會的中心,讓男人圍著婦女轉。無可否認,始作俑者當然是男人,但男人一旦習慣於圍著女人轉,他就給自己戴上了腳鐐,他只能不斷舞蹈下去,直到筋疲力盡為止。

· 說到底,“民主”與“消費”就是現代社會趨向於女性化的基礎,而這二個基礎,已經不可避免構成未來和平富裕的人類社會的基礎,因而,女性化也正是現在與未來生活的特徵。對此,我們應該感到慶幸,還是感到悲哀呢?不管怎么說,優雅從容的社會,總比野蠻兇殘更好;而矯揉造作也不會比劍拔弩張更壞。

· 儘管說當代中國的後現代文化建構不可避免要與現代性纏繞在一起,但應該是現代性的那些積極的價值取向融入後現代的文化中,而不是現代性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整合力量在起著絕對支配作用。這需要我們重新回到後現代文化的最初的基地,也就是回到解構,回到解構的那些最有活力的思想中去。

· 事實上一種理論的邊緣界線可能也是模糊的,一種理論與另一種學說之間未必就是那么壁壘森嚴,不可越雷池一步。各種理論為了保持住自己在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總是各執一隅而互相排斥,而它們實際上可溝通的地方並不少。今天我們可以在更加全面而綜合的平台上,對解構主義作出恰當的評價,並且找出在今天依然有活力的那些見解、策略和方法。 —— 陳曉明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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